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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一位不愿具名的科学家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，一般申请到经费后，即使是项目负责人，对经费的自由调剂权也很有限。一些小的调剂权，如设备费外的差旅费、国家合作交流费等有变动，负责人可以自主调剂，但遇到想采购的设备买不到、设备涨价太多的情况等大变动，仍需要层层上报给基金委、科技部等项目管理部门，等待审批通过。

　　　　另据“世界银行”官方微信公众号消息，在现场，彭安杰还提到，中国政府关闭低效率的产业，对制造、发电等行业制定更高的标准，逐步淘汰老旧车辆，提高燃料标准，禁止焚烧农作物秸秆。

　　

　　尊敬的先生/女士：

　　您好！

　　为了解我国居民的环保行为水平，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组织开展本次问卷调查。调查采取匿名形式，数据将严格保密，仅用于分析研究。问卷填写平均需花费10-15分钟，您的参与对于制定国家相关政策非常重要。回答没有对错，您只需按照您的真实情况和想法作答。

　　诚邀您的参与！

参与方式

调查问卷

(长按识别或扫描以上二维码参与答题)

　　(中国环境战略与政策微信公众号 供稿：政研中心社会部)

【编辑:付子豪】

　　　　苏纳克政府上台后，似乎有意对此踩一脚刹车，这个意愿也体现在克莱弗利的演讲中。苏纳克的新综合外交和国防政策将中国称为“划时代的挑战”，而不是前任特拉斯定位的“威胁”，这也算是一种理性回调，虽然比较有限。

　　　　正因如此，一方面，科研人员的经费宽裕与否并不影响其招聘学生或博后，招聘只看学术水平，比如IPMU为招到全世界最优秀的博后，提供了一份非常有国际竞争力的薪酬；另一方面，青年科研人员也可以自由选择博导和合作导师，并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，而不必担心导师是否有充足的经费支持。“日本科研人员都不存在非得申请经费才能维持团队存活下去的压力，这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安静做学术的长期稳定的环境。为什么日本的诺奖得主这么多？因为他们的科研生态不急功近利。”庄辞强调。